宁远之战红夷大炮进化论
《纸上谈兵：中国古代战争史札记》
作者：张明扬，山西人民出版社汉唐阳光出版，2020年。
在明天启六年（1626年）的正月，袁崇焕以不到两万的守军在宁远防御战中，成功抵御了努尔哈赤亲自率领的六万后金军。这场战役是明军与后金开战八年来的首次大胜。
明熹宗的嘉奖令称此战为七八年来所未有，足以振奋边疆士气。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努尔哈赤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唯独宁远一城无法攻陷，因此愤然回军。甚至传闻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身受重伤。
宁远之战中，明军首次启用了自海外引进的式大炮——红夷大炮，其威力惊人，每一炮命中，便能造成数里范围的巨大破坏。明人计六奇在《明季北略》中对其赞不绝口。
自明太祖朱元璋时代起，火器在明军中已普及化。在宁远之战前，尽管明军拥有火器，却未能像朱棣时代那样在野战中对抗北骑。为何红夷大炮在宁远之战中却能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为何先进的火器未能阻止明帝国的覆亡？这些问题仍待深入。
从萨尔浒到宁远的战争历程中，充满了历史的话题。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向明帝国宣战，后金大军在抚顺之战中取得大胜。在随后的萨尔浒之战中，明军遭遇了惨重的失败。尽管拥有先进的火器，但在战略和战术上的失误，使得明军在野战中无法有效对抗后金军队。努尔哈赤凭借他的军事智慧，以集中兵力的策略取得了胜利。
万历皇帝在位期间，尽管尝试通过更换将领和重整策略来挽回局势，但明朝中央的军事迷梦和党争使得战局愈发恶化。努尔哈赤则趁机扩大战果，最终在天启元年（1621年）的浑河之战中再次取得胜利。这场战役中，明军的川军和浙军都表现出了顽强的抵抗力，但最终仍未能阻止后金的进攻。
这本书带我们走进了中国古代战争的历史深处，让我们感受到了那个时代的战争氛围和人物情感。通过生动的叙述，我们仿佛亲临战场，见证了那些英勇的战士们的生死搏杀。这本书也引发了我们对历史事件的思考，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和人物动机。
《纸上谈兵：中国古代战争史札记》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好书，它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古代战争的魅力和历史的力量。作者张明扬的笔触生动，让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思考和学习。这本书不仅是一本关于战争的书籍，更是一本关于历史、关于人性、关于生命的书籍。在这段历史长河中，明军展现出了令人钦佩的血性和毅力。虽然面对后金军的猛烈进攻，他们本有全身而退的机会，但参战将领们却展现出了这个时代难得的求战欲和血性。他们在浑河之战中的表现尤为突出。川军与浙军，面对后金军的攻击毫不退缩，坚守阵地直至最后一刻。川军在李永芳将军的带领下与后金军进行了殊死搏斗，而浙军则利用火器与肉搏战相结合的方式，给后金军带来了不小的杀伤。尽管最终明军未能取得胜利，但他们的英勇表现却赢得了后世的高度评价。
在明清战争的背景下，明军的战术策略也颇具特色。他们善于分兵，通过二次分兵的方式降低被八旗军各个击破的风险。这种战术也带来了管理上的困难，使得军队在战斗中变得七零八落。尽管如此，明军的步兵仍然精锐骁勇，他们在浑河之战中成功抵御了后金军的三次进攻。毛文龙率领的明军在镇江之战中也取得了重要胜利，生擒了努尔哈赤的妻弟佟养真等人。这些胜利为明军带来了信心与希望。
明军在战争中的失败也不可忽视。辽沈的丢失使得整个辽东防线崩溃，广宁失陷更是让明朝的防线退缩至山海关。王在晋的保守战略虽然文采斐然，但却未能挽救明朝在辽东的颓势。袁崇焕挺身而出，坚决要求在宁远修筑城墙，以抵抗后金军的进攻。他创新地将城墙与附城炮台相结合，提高了城墙的防御能力。这一举措标志着宁远之战的正式开始。孙承宗的支持使得袁崇焕能够在宁远进行大规模防御建设，为明朝在辽东的防线增添了一道坚实的屏障。
昔日城堡中，火炮的威力难以充分发挥，敌骑驰骋而来，城墙之敌侧击近攻，使得防御方陷入被动。这一切在袁崇焕的宁远城得到了改变。这座城，消除了城堡的缺陷，让火炮的威力得以全面展现，无论是奔驰而来的敌骑，还是近攻城墙的步兵，都受到了有效的打击。
袁崇焕的得力助手孙元化，是明末著名的火器专家，他的著作《西法神机》中详细阐述了炮台的建筑技术。我们有理由相信，孙元化在修筑宁远城时，已经部分运用了从徐光启和利玛窦那里学来的西方筑城法。甚至有人激进地认为，宁远城的筑城技术部分借鉴了当时西方最先进的棱堡。
尽管争议存在，但宁远城无疑吸收了西式筑城的方法，其核心是建造能最大限度发挥新式火炮威力的炮台。正如《武器和战争的演变》一书所述，设计新型城防工事时，关键在于计算好炮火射击的角度和火力覆盖的面积，不留任何射击死角。
到了天启五年（1625年），孙承宗督师辽东已有四年成果，修复了九座大城，训练了十一万军队，建立了多个车营、水营和火器营。辽东明军自宁远又向前推进两百里，形成了以宁远为中心的宁锦防线。当孙承宗与袁崇焕稳步推进修城练兵战略时，魏忠贤却以山海关总兵马世龙冒进兵败为由，撤换了孙承宗，换上了高第。
高第的守辽之策与孙承宗相左，他上任后立即下令放弃关外四百里之地，撤回所有兵力民众。这一决策让孙承宗的多年努力付诸东流，将辽西的几个重要据点拱手让与后金。其中，宁远城也在其中，但袁崇焕坚决不撤。
面对高第的决策，袁崇焕表达了他的坚定立场，他留下了一句壮怀激烈的千古名言：“宁前道当与宁、前共存亡！”他选择坚守宁远城。高经略虽然不在意他的决定，撤走了其他守备力量，只留下了袁崇焕和他的军队在宁远城。
努尔哈赤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全歼明军的机会，他率领后金大军兵临宁远城下。袁崇焕面对的不仅仅是一场战役，更是面对一支强大的军队。八旗军以其重甲步兵在辽东横行霸道，虽然他们后来也锻炼出了强大的骑兵，但在当时，他们的步兵极为精锐。徐光启曾评价说：“奴之步兵极精，分合有法。”
然而相对于明军而言，后金军的骑兵仍然是他们的比较优势。在大规模的野战中，无论是步兵还是骑兵，或是步骑混编，后金军对明军都有着无可争议的优势。然而袁崇焕却找到了对抗他们的方法——凭借坚固的城墙和大炮的威力。孙元化用西式方法修建的宁远城墙坚固无比，又架起了徐光启亲自从澳门采购的红夷大炮。这些大炮是此时大明境内最先进的武器，也是红夷大炮第一次投入实战使用。袁崇焕还调来了经葡萄牙炮师训练的彭簪古培训炮手。
在现代人的认知中，将大炮架在城墙上似乎理所当然。但在明末时代却可能是一项具有开拓性的决策。明朝的火器从一开始就带有进攻性的野战基因。然而由于缺乏强大的骑兵掩护和火器的技术限制如射速慢、准头差以及火炮缺乏机动性等问题在野战中无法有效抵御游牧骑兵的大规模冲锋尤其是在面对八旗骑兵的冲击时明军火器部队的表现往往不尽如人意即使是八旗步兵也能依靠楯车缓缓接近明射速极快的弓箭消灭明军的火器部队因此明朝的军事精英们开始思考如何有效利用火器发挥最大的作用针对这一问题徐光启提出了著名的以台护铳以铳护城河以城护民的战术理念他强调在敌攻城时应采取坚壁清野凭城坚守的战法将过去放在城外的火炮移至城内各炮台轰击攻城之敌使敌无法接近城墙
袁崇焕的坚守并非盲目之举而是深思熟虑的策略他明白只有凭借坚固的城墙和强大的火力才能有效地抵御后金军的进攻他的决策将为大明赢得宝贵的时间和机会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挑战同时也将改变战争的走向并创造历史的新篇章。在历史的长河中，明军与后金军的较量堪称波澜壮阔。明军引入西式筑城技术，并凭借坚城和大炮，成功抵御了后金军的猛烈进攻。这一战略的实施，标志着明朝军事技术的革新和对战争理念的前瞻性理解。
提及明军引入西式筑城技术的背后，不得不提到两位重要人物：徐光启和袁崇焕。徐光启是凭坚城以用大炮理论的最早提出者，他的这一理论在袁崇焕的手中得以在实战中的验证。面对后金军的猛烈进攻，袁崇焕巧妙地运用了这一理论，成功抵御了努尔哈赤的大军。
在此之前，后金军在八旗的勇猛之下，多次轻易拿下明军的坚固城池。那些看似坚不可摧的城池，往往因内奸的背叛而轻易失守。宁远城却截然不同。袁崇焕在这里布置了西洋大炮和精心训练的士兵，给予后金军前所未有的打击。尤其是宁远之战的第一天，袁崇焕命令红夷大炮轰击城北后金大营，给努尔哈赤一个下马威。
八旗军在面对宁远城的防守时，遭遇了他们前所未有的挑战。他们的基本战法在明军的火器面前显得无力，尤其是红夷大炮的射程和威力让他们束手无策。尽管他们尝试使用楯车等防御工具，但在红夷大炮的威力下，这些工具往往一击即碎。
两天的激烈战斗后，后金军的士气受到了严重打击。一向悍不畏死的满洲勇士在红夷大炮的射程外不敢上前。宁远之战的惨烈程度从双方的伤亡数字便可见一斑。据明朝的史料记载，后金军在宁远之战中的伤亡惨重。而对于努尔哈赤是否受伤，历史上存在争议。但无论是否受伤，他的死亡与宁远之战的失败有着直接的关系。
如果将觉华岛之战作为宁远之战的分战场来看，明军并未取得完全的胜利。尽管他们在某些战场上取得了胜利，但整个战争的形势仍然十分严峻。明军虽然成功引入了西式筑城技术并凭借坚城和大炮成功抵御了后金军的进攻，但在战争中仍然面临着许多困难和挑战。
宁远之战是明军与后金军之间的一场激烈较量。明军通过引入西式筑城技术和凭借坚城大炮成功抵御了后金军的进攻，为明朝的存亡立下了汗马功劳。在这场战争中，袁崇焕等将领的智勇之举将永载史册。尽管明军在宁远主战场对抗后金军的战斗中取得了重大胜利，尽管可能击伤了努尔哈赤本人并前后伤虏数千，但在觉华岛之战中，明军却遭受了巨大损失。他们不仅丧失了关外的后勤基地，粮料八万余石和舟船二千余艘均被焚烧，更丧失了高达七千的兵力，相比之下，后金军的损失仅有两百余人。
对于宁远之战的胜利，明朝中枢内部曾一度存在争议。明熹宗采纳了兵部尚书王永光的建议，认为此次胜利证明了明军坚守城池、使用大炮的有效性。明军依靠坚城屏障，发挥洋炮的威力，成功阻挡了后金军的强大攻势。这一胜利表明，后金领袖努尔哈赤未能认识到明军战术武器和战术思想的重大变化，仍然使用旧的武器和战术，因此遭受了失败。
阎崇年在《袁崇焕传》中高度评价了明军的大捷，认为红夷大炮是宁远之战的第一功臣。战后，明廷更是将一门红夷炮封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
那么，红夷大炮是从何而来的呢？
在朱元璋和朱棣的时代，明朝的火器发展已经走在世界前列。到了明朝永乐时期，虽然中国的早期火器发展达到了高峰，但此后便陷入了停滞。在嘉靖元年（1522年）八月，明军在西草湾海战中击败了葡萄牙人，缴获了20余门佛郎机。这种火炮代表了欧洲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的火炮制造水平，与当时的明军火铳相比，有了全方位的提升。
明朝迅速开始了对这种先进火器的仿制工作，并在嘉靖三年（1524年）四月，成功仿制出首批佛郎机。自此以后，佛郎机炮批量生产，取代了火铳的地位。戚继光等明朝将领对新式火器充满热情，他们不仅重视士气、训练等传统军事资源，还追逐和研究先进武器。由于当时中国缺乏近代基础科学体系，无法标准化生产火炮，明朝未能实现军事近代化。尽管如此，戚继光的部队仍然装备了最多的佛郎机，种类最齐全。他在《纪效新书》中详细记录了各种型号的佛郎机及其战场用途。
与此也传入了中国，被称为鸟铳。这种武器在明朝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明朝与葡萄牙、日本等国的战斗中，明军多次缴获。由于当时的技术条件限制，明军最初并未充分重视这种武器，而是更加关注佛郎机等火炮的发展。
明军在宁远之战中的胜利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他们不仅依靠坚城屏障和洋炮的威力，还得益于对先进武器的追求和研究。明朝在军事近代化道路上仍然面临诸多挑战。虽然他们引进了佛郎机和等先进武器，但由于缺乏近代基础科学体系，无法标准化生产火炮，制约了其军事近代化的步伐。尽管如此，明朝将领如戚继光等人对先进武器的追求和研究仍然具有积极意义，为后来的军事变革奠定了基础。明朝时期的火器装备经历了显著的演进过程。在明朝初期，火铳作为主要火器，但随着技术进步和军事需求的变化，逐渐暴露出其在射击精度和射程上的不足。日本仿制的传入明朝，引发了武器技术的新一轮革新。这一时期的相较于火铳有了明显的改进，增设了慢燃烧的火绳和，显著提高了射击速度和精度。这种武器技术从日本流传至欧洲再回到中国，形成了东西方技术交流的独特路径。特别是戚继光等将领的大力推广下，鸟铳（）在军队中的普及程度显著提高，并逐渐取代手铳成为明军的主要单兵射击火器。
随着蒙古重装骑兵的重甲威胁日益严重，明朝的火器技术面临新的挑战。明末火器专家赵士桢针对这一挑战进行了深入研究，对当时最先进的鸟铳进行了改良。赵士桢改良的射程更远、射击精度更高，威力甚至超过了同期欧洲和日本同类产品。这一时期的火器升级标志着东西方军事技术交流的第一次高潮——即第一次西炮东传。这一时期，除了单兵火器的升级外，火炮也经历了更新换代的过程。佛郎机和的出现标志着明朝火器技术的全面升级。
更大的技术变革即将到来。随着与后金的战争形势变化，明朝的火器装备面临新的挑战。红夷大炮的出现正是应对这一挑战的关键。红夷大炮的购买和仿制标志着东西方军事技术交流的第二次高潮——第二次西炮东传的开始。这次技术变革中，徐光启等人以私人捐资的方式向澳门葡萄牙当局求购新型西洋火炮，并聘请葡萄牙技工和传教士参与大炮的仿制。红夷大炮的原产国实际上是英国而非葡萄牙或荷兰，明朝的误解反映了当时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局限。红夷大炮作为第三代火器装备的出现，标志着明朝火器技术的又一次飞跃。其射程、杀伤力、安全性和射击精度方面的提升使其成为无敌于天下的神物。
宁远之战后的红夷大炮更是大放异彩，在宁锦之战和滦州之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两次战役都充分展示了红夷大炮的威力，为明朝赢得了宝贵的胜利。尽管明朝在军事技术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最终仍无法抵挡历史的洪流。这些火器技术的变革无疑为明朝的历史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展现了东西方军事技术交流的辉煌历史。这些故事不仅仅是历史记载中的一部分，更是人类科技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通过对这些故事的讲述和解读，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历史和科技发展的相互关系，以及技术在推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除了袁崇焕当初制定的以坚固城池和大炮为战术基础外，明军还结合战场实际情况和战斗力的提升，围绕红夷大炮和新式火器，创造了一系列多元化的战术。
明军发展出了炮骑协同战术。在宁锦之战中，当皇太极进攻宁远城时，袁崇焕命令总兵满桂和副将尤世威率骑兵出城迎战。不同于一般的骑兵野战，明军骑兵始终在城墙附近的红夷大炮射程范围内活动，形成城下骑兵与城上大炮协同作战的战术。骑兵与八旗骑兵短兵相接，大炮则轰击后金军的后续部队，造成双重杀伤的效果。这一战术可能是日后关宁铁骑的最初起源。在广渠门之战中，关宁铁骑依靠这种依城而战的战术，战胜了八旗骑兵。这一战术也存在误伤友军的风险，在德胜门之战中，满桂的骑兵就曾被助战的北京城头大炮大量杀伤。炮骑协同战术需要高度的默契和配合。
明军还发展了车炮协同战术。从戚继光开始，明朝的战车逐渐从单纯的运载工具进化为配有火炮和防护装置的作战能力强的炮车。袁崇焕等人在车营中大量装备火器，使战车不仅增强了火器的机动性，还成为了火器部队防御骑兵冲击的屏障。在宁锦之战的宁远守城战中，袁崇焕利用车营步兵、城上的红夷大炮和待机而动的骑兵，构建了一套立体防线，其杀伤力远超之前的坚城大炮战术。
无论是炮骑协同还是车炮协同，都必须依托于坚固的城池这个物理屏障。在真正的野战环境中，明军的红夷大炮、车营、关宁铁骑并未能独当一面。红夷大炮虽然威力强大，但不擅长野战，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明军在野战中的发挥。
明朝在火器技术上的创新也是其能够在一段时间内与西方火器保持竞争力的重要原因。宁远之战后，红夷大炮成为明朝中央的新宠，投入大量资源进行购买和仿制，迅速在崇祯朝实现了量产。明朝的火器技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中西火器的长处，创造出性能更好的火器。尽管明朝在火器技术上有所建树，但并未能够持续创新和发展，这也限制了其在后来的战争中的表现。
那么，为什么宁锦之战和滦州之战后，明军的红夷大炮没有再创造战争奇迹呢？我认为主要有两点原因。如上所述，红夷大炮不擅长野战，这在野战频繁的战争中成为其发挥的瓶颈。明朝在战争策略上的保守和僵化也限制了红夷大炮的发挥。在后来的战争中，明军未能充分利用红夷大炮的优势，结合其他战术手段进行灵活作战，导致红夷大炮的威力未能得到充分展现。
明军在结合战场实际和战斗力提升方面做出了许多创新的战术尝试，如炮骑协同和车炮协同等。红夷大炮的野战瓶颈和战争策略的保守僵化限制了其在后来的战争中的表现。如果明军能够克服这些限制，或许能够在战争中创造更多的奇迹。《红夷大炮与皇太极的八旗汉军：明朝火器革命的反思》
黄一农先生在其研究中指出，17世纪的红夷大炮虽发射速度有限，每分钟虽可能达到12发，但炮管因无法承受持续射击需定时冷却，每小时仅能平均发射8发，每日不超过100发。尽管如此，在当时的战争中，红夷大炮仍对快速运动的步骑兵形成了有效的压制。
后金在经历宁远之战、宁锦之战和滦州之败后，皇太极逐渐认识到单纯依靠骑射已无法适应火器时代的战争需求。于是，天聪五年（1631年），后金开始仿造红夷大炮，并成功制造出第一门红衣大炮，命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几个月后的大凌河之战中，这门大炮在对外作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逼得祖大寿率军归降。
天聪七年（1633年），随着孔有德、耿仲明和尚可喜的归降，后金引入了更高质量的红衣大炮及受过葡萄牙训练的工匠和炮手，大大增强了后金的炮兵实力。孙元化等明朝火器专家的被杀使得明军失去了一线火器战斗力。在松锦之战中，清军的红衣大炮再次发挥了关键作用，彻底压制了明军的炮兵，展现了其强大的攻坚能力。战后，明清火器对比发生了根本性逆转，清军拥有了近百门红衣大炮，而明军则仅剩下有限的火炮。
纵观明朝的三次火器革命，每一次都是对外部军事挑战的回应。从朱元璋、朱棣到袁崇焕、孙元化，他们都是对满蒙骑兵冲击的回应者。威廉麦尼尔在其著作中认为，激烈的军事竞争和生存压力推动了军事技术和体制变革。明清之间的战争对抗为双方创造了研发和应用新型火器的竞争环境。
皇太极作为后金的领导者，以一己之力将后金从冷兵器时代带入时代，仅仅用了十七年就完成了明朝两百多年的成果。黄一农将皇太极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相提并论，认为他们在军事史上的贡献被低估了。红夷大炮的传入却成为清朝吞并明朝的利器。这场军事改革运动的最终结果，是训练出的精锐部队为敌所用，成为新朝夺取天下的工具。我们不禁设想，如果没有红夷大炮的传入，明朝的命运或许会有所不同。
本文选自《纸上谈兵中国古代战争史札记》（张明扬 著，山西人民出版社汉唐阳光，2020）。更多关于明清战争的历史解读和反思，请关注历史频道或阅读相关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