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三次大沽口之战前,各国的战略布局是什么样

在与布尔布隆频繁交流的伊格那提也夫也不忘与普鲁斯拉近关系。普鲁斯在秘密信件中向约翰·拉塞尔透露了这位俄国驻华公使的表态。他否认俄国在中国推行扩张政策，明确表示俄国的特殊关注点在于中俄边界问题，并声称两国间已经明确了边界划分。尽管清曾尝试以协助镇压叛乱的名义促使俄国人提供武器和工程师协助中国防卫大沽，但这一提议并未得到俄国的响应。他强调俄国在增进与中国的交往上，与英、法有着共同的立场。

这位驻华公使认为，各国使节只有和谐合作，共同追求共同利益，才能对中国产生积极的影响。他建议各国与整个清军高层打交道，避免与个别钦差大臣交涉。他似乎含蓄地暗示攻克大沽有其必要性。当葛罗和额尔金抵达上海时，伊格那提也夫进一步表达“团结友好”，向他们提供了关于清军防务的详细军事情报。这一时期，他实际上已成为英法联军的谋士，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顾问和中国事务专家。尽管他在上海的阴谋活动并未完全逃过某些官员的视线，但他的活动对英法联军的整体策略产生了深远影响。

随着局势的发展，英法联军决定在北塘登陆，采取迁回战术以攻击大沽炮台。清对这一情况无法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由于大沽口南岸地形复杂，联军决定调整计划，统一以北塘为登陆点。这一决策背后，是联军对先前失败教训的深刻反思和对地形条件的细致侦察。他们意识到直接攻击大炮台的难度极大，因此选择北塘作为登陆点，以避开清军主力并削弱其防御力量。这些调整后的战略和战术决策反映了联军对战争形势的深刻理解和灵活应对的能力。这也凸显了清军在战争中的被动和策略上的失误。在这一系列战争中，由于清方的弱点和错误，最终导致了天津的弃守和全局失利的严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