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君圣主逃不出的历史怪圈

大部分的英明君主似乎都会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遭遇一个难以避免的困境：初期勤奋廉洁，深得民心，社会和谐稳定；然而到了后期，却逐渐陷入骄傲自满的泥沼，开始追求奢华和权力。唐太宗李世民，这位被誉为盛世明君的帝王，也未能幸免。

在贞观盛世的辉煌背后，李世民逐渐开始自认为在文治、武功及外交方面已超越前人，骄傲自满的情绪开始滋生。原本以隋亡为鉴，勤政爱民的初心，似乎也在这种自我满足中逐渐消磨。他的生活开始变得奢华，宫殿日益增多，百姓的徭役负担日益加重。他对贤臣的任用心态也发生了改变，不再唯才是举，勋亲子弟开始充斥朝廷。对于直言进谏的大臣，他逐渐感到不悦，甚至对有益的劝谏也心生排斥。

随着与大臣关系的微妙变化，李世民的猜疑心理越来越重。在贞观后期，他对大臣的责罚变得更为严厉，甚至对如尉迟敬德这样的功臣也不例外。不仅如此，他还做了两件有违传统的愚蠢之事。两次讨伐高丽和过问起居注，不仅未能认清当时的形势，更连续失败，加剧了国内的阶级矛盾。在古代，帝王们遵循着一种传统，不查看史官记载的起居注，以保证史官们能够无所顾忌地履行职责。李世民却打破了这一传统，为后来的帝王树立了恶劣的榜样，严重影响了史官的工作。

尽管李世民在前期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值得我们肯定与赞赏，但在贞观后期，他的行为却让我们无法忽视其过失。频繁的战争、严重的徭役和兵役征发，使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百姓再次陷入苦难。更甚者，晚年的他因疾病缠身，竟追求长生不老，迷恋方士炼制的金石丹药。最终，服用过量的金石丹药导致他中毒暴亡，年仅52岁便英年早逝。

这一事件再次印证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俗语。唐太宗李世民的命运告诉我们，无论多么英明神武，都难以逃脱这一普遍规律。他的兴衰历程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教训：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否则，即使是明君也会陷入自我满足的陷阱，走向衰败。